从“全托”到“陪床”：住院高价陪护的来龙去 脉 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，中国医院曾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 护理体系。彼时的护士不仅要完成打针、发药等基础操作，更需 承担病人的生活照护。1950 年《健康报》全文发表的《卫生部 关于改进护士工作的指示》明确规定，护士需“协助病人进食、 排泄、体位转换，预防压疮、跌倒等并发症”。北京协和医院的 老护士长回忆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名护士需管理 8-10 8-10 张病床， 从晨间护理到晚间查房全程跟进，病房内鲜见家属身影。连有的 农村都是病人住进医院后，除平时探视，家属根本不需，并且医 院也不同意住到病房陪护，所有照护都由医院负责。这种“全托 式”护理模式，既源于护士队伍的充足供给——1957 年全国护 士总数达 12 万人，每千人口护士比 0.72；也依托计划经济时代 的社会保障体系，患者住院费用由单位全额报销，家属无需承担 经济压力。图片来源：AI 得给病人翻身、端屎端尿是‘低端工作’。”这种认知偏差进一步 加剧了职责剥离。 经济利益的隐性驱动 部分医院通过“护理外包”降低人力成本。某省会城市三甲 医院的财务数据显示，外包护理员费用比医院自聘护士低 40%， 而患者支付的陪护费中，医院提取 15%作为管理费。这种“以 包代管”的模式，客观上形成了护士职责退出的利益链条。 二、家属陪床的“制度化”困境 当护士职责收缩遭遇社会保障体系转型，家属陪床逐渐从 “例外”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