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部分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台湾和东海议题被用来形成社会共识和安全关注，从而使对华政策更易获得国内支持。这 也限制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回旋空间，其涉华强硬立场 带有明显的国内政治动因。 3. “经济安保”框架下的对华经贸重构 在经济层面，日本一方面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产业链 合作，另一方面又推进经济安全保障立法，对半导体、关 键材料和供应链多元化进行政策干预。这种做法实质是一 种“选择性脱钩”：通过个案审查、出口管制等方式，在 报共享和联合训练进行更深度协同。日本防卫文件中开始 系统强调“与美国联合运用反击能力”，并就远程打击、 无人系统和多域作战展开对接。这说明，美日同盟的重心 正在从“驻军基地防卫”向“联合前沿威慑和应对地区危机”转变。在此框架中，台湾与东海议题自然被纳入同盟 规划，这使中日之间的任何安全摩擦，都会迅速带上美日 同盟的外部色彩，增加事态升级和误判的风险。 美日同盟被不断推向“前沿威慑”的角色：美国鼓励 日本在台海安全、军备合作和情报共享等方面承担更大责 日，并推 迟日本电影上映、取消部分演出活动等，这都会在日常生 活层面强化“对立感”。在人文交流收缩的情形下，社会 舆论可能对政策形成反向约束，加剧双边关系的脆弱性。在外交和安全领域，日本在法律框架上为涉台军事行 动保留了一定空间，而中方则通过外交、经济和军事手段 强化“红线”认知。中方始终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，任何外部力量以“集体自卫”“地区安全”为名 介入台海，都被视作是对中国主权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实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