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安排、历史认知和国内政治因素上的多重考量，体现国际 秩序转型期的复杂性。 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领 导人均未到场，原因表面多样，包括国内事务安排和日程冲 突。此类选择更多体现出各国在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 响力时的谨慎态度，而非单一的对抗或统一立场。部分西方 国家仍在经济、气候等领域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，法国和德 国尤其表现出在中欧关系中继续寻求交流与协作的空间。 韩国仅派遣国会议长出席，与

美元。但比市场反应更重要的是战略意义——美国正通过股权控 制重塑半导体产业链，确保“尖端芯片制造在美国本土”的战略目 标。 二、资本主义政府重新审视企业国有化？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并非新鲜事。二战后，英国、法国、 意大利等先后对电力、煤炭、钢铁等部门实行国有化；2008 年 金融危机中，美国政府曾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。 但特朗普时代的“混改”呈现出新特征： 从全面国有化到精准控股：美国政府仅持有 9 管理效率挑战：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有化后，普遍存在管理效 率低下的问题。英国国有化后的煤炭局、电力委员会等企业，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，依赖政府补贴。 五、马克思主义与波兰尼的理论解释 从英国私有化浪潮到新加坡淡马锡模式，从法国计划合同制 到德国“托管”改革，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探索国有资本的最佳运 作方式。如今美国的“主权财富基金”实验，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 探索增添了新注脚。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，美国政府的“混改”

及对美的政策偏好呈现出明显分化。 东欧国家普遍采取更强硬的对俄立场、强调对乌军事支 持与领土完整不可让步；而部分西欧国家在军事介入力度、 公众支持与议会授权等方面顾虑更多，关于是否派兵或承担 更大风险的讨论在德国、法国等国频繁出现。 这种政治分歧被制度性规则进一步放大：欧盟仍然在共 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多项关键决策上依赖一致通过的 机制，这在危机窗口中使决策流程变慢且易受单个成员国的 阻挠影响，削弱快速形成共同立场的能力。